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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暖阳”：旅行社加班定制路线，老板喊话员工“归队”******

　　“旅游市场满血归来。”晚上11点，刚加班赶制完产品路线的林雪略显疲惫，但格外激动。

　　近段时间，林雪的电话响个不停。除了客户频繁来电咨询旅行社何时重启出游路线，此前合作过的专线人员、地陪以及景点酒店等从业者也不断递来合作橄榄枝。

　　“市场热潮即将来临，赶紧拿出产品方案。”一位合作伙伴迫切地催促着她。

　　时隔三年，旅游市场火速复苏，点燃元旦假期。而这只是序幕，1月8日起，我国全面放开入境，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当天出入境机票订单量一度同比增长628%，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这一天，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实现首阶段通关，使得中国香港成为入境机票的出发地第一名。

　　政策利好叠加春节，旅游市场正在开启狂欢。市场爆发带来的巨大商机，同样成了沉寂多年从业者们眼中的机遇。一时间，越来越多的旅行社活跃起来。老刘决心复出，其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已经紧锣密鼓地租赁办公室、招兵买马组建团队，筹备旅行社开业。

　　于老刘而言，此番回归，只为在行业复苏之际重新夺回一度失去的市场。

　　“诗和远方”潮涌

　　惬意地半躺在三亚沙滩上，喝着手里的椰汁，看着朋友在远处海里嬉笑打闹身影的那一刻，蒋珂深感久违的跨年乐趣。

　　“往年每逢元旦都会选择旅游跨年，疫情原因导致两年多时间没出过远门。现在必须得好好玩上几天，把之前失去的乐趣弥补回来。”蒋珂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作为2023年第一个小长假，旅游成为不少人元旦期间的首选，并奔赴心中的“跨年胜地”。

　　“能明显感觉到出来玩的人多了起来。”同样选择在元旦出游的90后唐晨印象深刻，在前往云南的飞机上，他发现机舱里坐满了乘客，“尽管无论机票还是酒店费用都比之前高出一截，但都无法阻止大家出游的热情。”

　　一位杭州网约车司机也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元旦期间接到的订单远多于日常，“每天差不多要跑100多单。经常都是上一单还没跑完，系统就提示下一单进来了。客人的目的地也大多都是酒店和景区。”

　　久违的出游让多个城市在元旦期间游客数量激增。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271.3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65.17亿元，同比增长4.0%。

　　此外，携程2023元旦假期总结报告显示，近六成用户选择跨省游，元旦跨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45%。据飞猪平台数据，元旦假期的跨省游和跨市游订单占比近八成，达到近一年峰值。其中“90后”和“00后”的年轻用户则是出游主力。

　　出游无疑是当下热词。贝壳财经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网友或讨论出游计划，或分享行程和安排。此外，“这里海景绝了，太适合情侣跨年”“国内最爱的度假村，没有之一”等帖子亦引发关注。博主们在文章中分享一张张精美风景照片的同时，再配上详细的行程文字。而回复里则充满着“求攻略分享”“求价格”留言。

　　“之前每次内心萌发旅游念头时，总是只能靠老照片和视频来‘过瘾’。”唐晨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自己已有两年时间没有出门旅游，即使节假日也选择在家宅着。如今难得的机会，自然希望玩个痛快，“根本没有省钱的念头，怎么开心怎么来。”

　　“消费者的追捧给旅游市场复苏带来生机。”经营着一家国际旅行社的韩可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干一场。”

　　多位导游在接受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气候原因，元旦以及春节期间游客通常会选择前往三亚、云南等地度假，这也间接推动机票以及酒店价格上涨。

　　1月9日，贝壳财经记者在OTA(一般指在线旅游)平台搜索看到，各地前往三亚的机票价格均出现上涨趋势。以杭州出发为例，自春节法定假日计算，飞往三亚的机票大多为2290元全价票。不少酒店春节期间价格同样呈现上涨趋势。其中，三亚凤凰岛度假酒店高级海景大床房平时价格为924元，除夕入住价格则为1689元。

　　值得注意的是，贝壳财经记者在搜索时发现，大多数酒店春节期间房间均显示“售罄”。“现在想在春节期间入住好的酒店和房间，基本只能靠‘捡漏’。”一位导游说。

　　云南等多地酒店同样受到追捧。根据携程平台数据，元旦假期间西双版纳酒店均价为804元，价格涨幅达到1.7倍。大理酒店涨幅则达到36%，均价601元。

　　旅行社“集结”：召回队友

　　风口重新回来了。这是资深旅行社从业者老刘最深刻的认识。

　　2023年1月，老刘在朋友圈发布“复出”宣言，要再战江湖。此前近10年时间，老刘扎根国际旅游行业，每年都会带领游客前往几十个国家。

　　“最后一次带团从法国回来后就得到通知，开始在家等待。”老刘经历了三年起伏，从第一年的观望，到第二年转型切入国内旅游领域，最后在第三年时公司难以为继。吃完散伙饭后，老刘转身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决心复出的第二天，老刘就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在行业打拼这么多年了，舍不得彻底放弃，有时候晚上还会梦到带团出游的情景。得知市场复苏的消息后，肯定选择回来。”

　　老刘紧锣密鼓地租赁办公室、招兵买马组建团队，筹备起旅行社开业。他还给以往的员工打去电话，希望大家能“再搏一次”。

　　“过去三年确实让旅游行业流失了不少人才。”老刘告诉贝壳财经记者，旅行社要迅速重启，当下关键因素在于能否重新组建团队，“不少从业者在疫情期间转行。随着大家逐渐适应新的工作后，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回归。”

　　贝壳财经记者采访多位此前从事出境游工作的人员发现，对于“回归”，还是观望态度。

　　“之前做了很多年出境游，后来离职去了家短视频公司负责内容，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习惯了工作节奏。”接到老刘打来的电话，阿木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回绝了邀请，“以前的东西都丢得差不多了，现在回去还要重新适应，实在没必要。”

　　一位自2021年转行到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前从业者也向贝壳财经记者坦言，自己不大可能再从事旅游行业，“现在收入和之前差不多，工作还更加稳定，确实不太想回去。”

　　没能如愿将曾经的员工全部唤回，老刘并不在意。重开旅行社后不久，他已收到多份简历，其中不乏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老人”，“还是有不少从业者希望能回到行业，毕竟随着市场复苏，未来会有大批游客出国游玩，势必也会将市场持续推向高潮。”

　　果断回归，也是不少人的选择。

　　“终于等到了今天。”刚从工商局注册完毕的郭苗一脸兴奋，她曾住在日本10多年，回国后和朋友合伙开了旅行社，专门跑日韩线路，一度随着国内游客境外游高峰期获利匪浅。

　　尽管2020年底将旅行社关停，但郭苗一直等待着行业复苏的机会，“这两年来几乎随时都在关注行业消息，也一直和国内外地接、酒店等资源保持着联系，就是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静待“下一站”爆发，定制路线抢跑出境游

　　1月8日起，随着中国取消入境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等政策正式生效，上海、广州等机场迎来了防疫政策调整后的首批海外航班。

　　全面放开入境催热了消费者热情，也点燃了停滞三年的出境旅游行业。韩可正经历最为忙碌的开年。几分钟前，她刚挂断一天来第6位客户打来的咨询电话，“最近接到不少电话，都是来询问出国游事宜的。”

　　“出境游多年后终于重新放开，不少人希望能第一时间出国旅游。”韩可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近期热衷旅游的玩家会选择国内景点，内心却同样希望能出境游玩。行业的复苏，会推动一波市场爆发。

　　林雪在一家国际旅行社负责项目定制策划，其告诉贝壳财经记者，目前市场逐渐恢复，不过，因为“航班供给”和“票价”等客观原因，要想完全达到之前的情况需要至少3个月时间。

　　“目前中国执行的国际航班数量远低于2019年。”林雪预计，“受此影响，出入境机票价格偏高，大部分游客或许碍于此类原因而选择继续观望等待。”

　　贝壳财经记者在多家OTA平台查询看到，近期出境游机票价格相对此前已经出现明显上浮。以杭州直飞普吉岛为例，2023年1月期间，机票裸价大多在2000元至3500元，而回程价格则在3000元至6000元，部分日期的机票价格更是上万元。这意味着以往3000元就能往返普吉岛，如今至少需要万元上下。

　　“这仅是机票单项，如果加上酒店、游玩等其他费用，单人出游的总费用很可能在2万至3万元。”林雪说。

　　高昂的费用并没有浇灭旅行社热情，林雪和同行仍在加班赶制出行方案。

　　“最近每天几乎都忙到晚上10点多。”林雪所在公司以境外游为主，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着给此前合作的酒店、当地地陪等资源打电话，以沟通重启后的工作，以及整合彼此的资源进行新产品路线的设计。

　　“目前我们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市场进行相关出行方案的设计和推出。”林雪告诉贝壳财经记者，之所以首站选择东南亚国家，源于其对中国游客的入境政策相对宽松，部分目的地不仅可以免隔离，还能够办理旅游落地签，自然成为当下众多国内游客的首选。

　　“现在就是在和时间以及同行赛跑。”林雪分析，市场复苏后谁都希望能成为率先获利的人，目前公司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适应新的市场，“以前设计的路线大多比较老旧，品质也根据团费参差不齐，而如今在判断了‘首批出行客户大多对价格不敏感，更在意品质’的基础上，设计了更适合他们游玩的路线。”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林雪所在公司已开始抢占部分独占资源。“和海外部分合作酒店以及景点签订了协议，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更利于以优廉的价格吸引客户。”林雪说。

　　韩可同样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她正在联系此前合作过的境外地陪，就游客出行路线进行设计。不同于此前主要是走马观花，更倾向于将游客带往传统景点，此次她刻意将路线集中于深度文化、户外沉浸体验等产品上。“出境游恢复初期游客以个人和小团为主，他们更注重游玩品质。”

　　“不排除未来随着国内出入境情况的变化来增加供给，届时也会根据不同顾客的需求来制定路线，但目前肯定优先考虑更有境外游意向的小众群体。”韩可说。

　　民宿订单忙，“一天接30多个电话”

　　“这几天生意总算逐渐回暖，希望未来能越来越好。”在浙江杭州周边开设民宿的李立激动地在朋友圈写下“终于回来了”。

　　四年前，喜欢旅游的李立辞职并在杭州周边以近百万元盘下一家客栈，开始自己的民宿生活。

　　“最开始生意还不错，每天差不多有40%的入住率。”李立回忆，彼时尽管市场竞争激烈，但凭借多年驴友生涯所积攒的资源，以及通过短视频、图文等渠道的宣传推广，生意还算不错，“尤其是旅游旺季，房间都会订满。甚至需要提前一周才能订到房间。”

　　三年漫长的低谷期，李立曾无数次计划将民宿转让出去，但始终心有不甘。“总觉得希望还是会到来的，不愿意在黎明到来之前选择离开。”

　　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以及系列政策出台，民宿从业者期盼已久的日子到来。

　　随着旅游市场初步复苏，多地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升。途家民宿数据显示，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2日，民宿预订量平均日增幅达两成，环比上月增长2倍。另外全国连住订单占比也增加341%。其中，西双版纳、西安、大理州、三亚、北海等相对温暖的城市，入住3天以上的民宿预订量同比上年增长6倍以上。

　　“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接到不少订单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30多个，这是之前不敢想象的。”在云南经营着一家民宿的张雨表示，自己和很多同行最近几天内都接到订房电话，几乎所有朝向好的房间都宣告售罄，还有不少客户咨询预订春节期间的房间。

　　张雨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这三年来也有零散的订单，但相比之前仍有所减少，如今明显感到行业正在逐步回暖。他仔细盘算过，预计春节期间入住率将达到80%或者更高，“以前是担心没有订单，现在是担心人手不够。”

　　订单爆发，张雨对未来越发充满期待，“目前市场虽然有所恢复，但从节点上看，真正爆发还需要等待至少3个月时间。”

　　携程于1月5日发布报告称，春节期间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去年上涨45%，人均旅游花费同比提升53%。

　　伴随着客流逐步恢复，包括租车、餐饮在内的旅游产业链各个环节也得以复苏。

　　“很多游客更倾向于自由行。到了目的地后为了方便也通常会租车出游。”浙江一家租车公司负责人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元旦期间店里近7成车辆被游客租走，现在已经接到春节预约车辆的电话。“不少同行都在交流车辆情况以提前做好合作计划，以免出现‘无车可租’的情况。”

　　杭州郊区一家饭店老板也感觉到生意明显升温，“前一年元旦虽然也有客人，但数量和规模显然没法和今年相比。假期3天饭店业绩也比去年提升了一倍多。”

　　“旅游产业的复苏，周边市场未来肯定也会持续爆发。”李立分析，“此前三年算是让行业洗牌，也给了经营者潜下心来思考的机会。如今市场重新复苏，短期内能不能接住是从业者们面临的挑战。毕竟未来要想重新立足，除了市场恢复的利好外，也考验着运营者自身的能力。”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