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溪村村部。 受访者供图
抓党建凝聚涣散民心
仙人溪村是张家界永定区最大的村,2016年由原仙人溪、犀牛潭、熊壁岩三个村合并而成,村情复杂、民风彪悍,村干部各自为政,工作相互掣肘是基本村情。2019年,合村后的第二任村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受到免职处理。这时,党组织想到了从仙人溪村走出去的“能人”张明忠,希望他能挑起支书这副重担,稳定村局面,带领村民致富。
“任村支书这事我从来没想过,总担心干不好。”张明忠说,他之前常年在外打工、创业,对村里的情况并不太熟悉,且当时他的事业正蒸蒸日上,每年纯利润都上百万元,也是分身乏术。“但党组织找我谈了四次话,让我坚定了挑起这副担子的决心。”最终,张明忠将产业交给家人打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村务工作中。
如何增强党员干部凝聚力,让大家勠力同心,成为张明忠面临的第一道“拦路虎”。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便把抓乡村党组织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组织生活制度,提高党组织生活质量;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学习先进经验和特色做法,大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村“两委”工作制度,坚持“民主管理,村务公开”,促进各项事业公开透明、顺利开展。
“村里实行了村务、财务、党务三公开制度,采取重大事项一事一议,小事召开两委会研究,大事通过代表会、党员会,甚至村民大会民主决策,保证村里各项工作在民心稳定的条件下开展。”张明忠说,村里的大事小事都充分体现村民自治和村民参与,既增加了工作透明度,也消除了隔阂和疑虑,更好地赢得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还大力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同时注重发挥乡贤、老党员、年轻人的作用,成立乡贤会、老村干部会与乡村振兴先锋队,使其与党员大会形成联动,提升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感。”张明忠说,干工作首先要抓人心,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起来。
在党建引领下,张明忠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大考”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切实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仙人溪村逐渐呈现经济向好、积极向上的景象,干群关系也大为改善。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为他们谋福利,他们就支持谁。”湖南省外事办驻仙人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刘牧说,如今的仙人溪村,已从“上访村”成为永定区党建工作免检村,张明忠还高票当选为永定区第八届区人大代表。
仙人溪村党员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受访者供图抓基础改善投资环境
从张家界永定城区驱车前往仙人溪村,沿着平整的山路蜿蜒而上,40多分钟后就到达仙人溪村部。
一路看看车窗外的风光,车程十分轻松。但在三年前,基础设施落后还是制约仙人溪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富,先修路。”自2020年初起,张明忠就通过多方筹集资金,带领村班子成员、村民,全力投入到通组公路的建设上。
“以前这里只能走土路进出,年年整路年年冲损。”张明忠指着连接犀牛潭片与仙人溪片的通组道路说,道路没硬化前,稍重的车辆经过就会在路面留下大坑,遇上雨天更是泥泞难行。他上任后还专门聘请附近的一位村民每日对路面进行清理、修整。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吃力不讨好。
为彻底解决这些“肠梗阻”道路,村里2020年初首先硬化了仙人溪片1.78公里的通村主干道,2020年底又硬化了熊壁岩片的2.1公里通组公路,2022年又重新启动涉及四个村民小组400多人、长2.8公里的省级扶贫道路硬化项目,共筹措资金460余万元。
随着“肠梗阻”道路打通,仙人溪村未经雕琢的美丽风光让越来越多的游客“不请自来”。2022年夏日,仙人溪村日均游客上千人,虽暂无门票收入,但庞大的人流仍给村里带来可观的消费收入。
为改善村民饮水难题,2022年张明忠充分利用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驻仙人溪村这一资源,多次与湖南省外事办驻村干部对接水池建设项目,使困扰村民多年的饮水问题得到解决。
仙人溪村熊壁岩海拔高、气温低,加之山顶地势较平坦,土层肥沃,村支两委因地制宜,在此大力发展高山反季节蔬菜。为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实现三产融合,张明忠积极争取省级驻村工作队帮扶和支持,与步步高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多方争取资金在杆子坪易地扶贫安置点修建面积达70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大楼,用以建立蔬菜分拣中心和综合服务超市,纳入村集体统一管理。
“现在交通便利了,综合服务大楼建成后,不仅可以保护熊壁岩高山反季节蔬菜的销路和价格,还能带动周边村镇民众种植蔬菜。”张明忠说,该项目投产后,仅分拣中心就可以解决30人以上的就业,带动间接就业200多人。
仙人溪境内的小天门景观。 张雪盈 摄抓资源激活产业发展
仙人溪村境内的大峡谷奇峰兀立、山清水秀,其标志性景观——小天门令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熊壁岩山顶海拔超1300米,四周悬崖绝壁,其山体与天门山、七星山合称张家界三大绝壁高山。
“仙人溪村环境优美,植被覆盖率达98%,且处在张家界市1小时生活圈内,发展旅游大有可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明忠发现两名美术爱好者石给给、李嗯嗯在仙人溪村长住写生,其作品精良、笔触细腻,在社交平台反响热烈。为让两人安心在此创作,张明忠自掏腰包为其改善居住环境;同时思考该如何利用村里的自然生态资源,发展产业经济。
好消息来得猝不及防。专心从事艺术创作的石给给和李嗯嗯精品不断,很快便引起一位上海投资人的关注。后者决定与两人合作,在仙人溪村建设一期投资6000万元的“失落山谷”项目。该项目计划打造一个集文化、艺术、创意、旅游、健康、民宿等于一体的产业基地,吸引艺术家和高阶人群来此创作、休闲,再通过他们的作品持续向外推介“失落山谷”和仙人溪村。
在张明忠看来,仙人溪村山美水好,其上游地段属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发展产业需慎之又慎。“失落山谷”项目不在水源保护区内,又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村里的发展思路十分吻合。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张明忠介绍说,湖南省委外事办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都十分重视产业发展,除“失落山谷”项目外,近两年来还签约了博落回中草药种植项目、仙人溪村国际艺术村项目、仙人溪村农业文化旅游综合产业园等,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又解决了村民务工难的问题,村民收入随之得到成倍增加。
目前,仙人溪村支两委与湖南省委外事办派驻工作队共同拟定了《仙人溪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规划》,有序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积极促进各项产业发展。
张明忠及村“两委”班子成员三年的奋斗换来了丰硕回报。2022年,仙人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可达70万元。“这里面有部分是爱心企业的捐赠,但随着‘失落山谷’等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未来两到三年内村集体经济还将继续增长,可为村民做更多实事。”张明忠说,去年村里有9个孩子被大学录取,是近年来成绩最好的一年。村里不仅召开了优秀学子表彰大会,还为他们颁发了村级奖学金,勉励他们将来更好地回报社会、回报家乡。他上任前村里欠下的旧债也在陆续偿还,预计未来两年内能全部结清。
看着仙人溪村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张明忠的“共富梦”更加明晰: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让更多年轻人看见家乡的发展机会,吸引他们返乡创业、就业,为仙人溪村的后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完)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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